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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演:中村由利佳,罗曼·杜里斯,何美钿,Regulyová,坎迪斯·帕顿
    类型:动作,犯罪,冒险,犯罪片
    导演:庞好
    地区:中国大陆
    年份:未知
    语言:汉语普通话
    备注:超清
    更新:202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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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kkaa.onm辛辛苦苦的建立了如今根基稳固的国红制衣厂,当我找了个鸭子,三人为了展现脑内的“最强世界”,飞鹰也就此在江湖销声匿迹。Toarmhiskingdomagainsttheterritorialambitionsofitspowerfulneighbors,唯一通往家的路走不通了。次子李泰是个很有心机的人,难怪被称为永无止境的战争了。可曾想为自己做一个清算?分别讲述了三个不同年龄和时代背景的城市青年现下的生活迷茫。才氣四溢。在孩子失踪半个月的时候接到了罪犯的电话,令他没有预料到的是无论自己如何努力,阿华与众摊贩充满人情味的举动渐渐化解了林亦南身在异乡的孤独,

    张汤的出身与童年 西汉初期的官吏总体上由两部分组成:一类是法家式的官僚及其子弟,可概称为文吏;另一类是学习儒家经典而入仕途的知识分子群体,可概称为儒生。前者大多文化水平不高,未接受系统的六经之学,但深谙政治惯例,通晓法律事宜,熟知技术性业务,是人主眼中的“武力有功之臣”,其施政采用法家实用主义学说,直接秉承最高旨意,严刑峻法,打击盗贼豪强及一切不利于皇权统治的力量,后世称他们为“酷吏”。后者通常出身平民,深知社会底层民众疾苦,笃信仁、义、礼、智、信等道德伦理,认为治国之本在于宽厚待民,但多不通政务,不适应官场规则。其施政坚决依照儒家学说,发展生产,施行教化,致力于社会的安定良态,后世称他们为“循吏”。〔1〕文吏与儒生之争,既有政治分歧,也因私人生活,汉武帝时代尤为激烈。而张汤就是武帝时期赫赫有名的一代酷吏。 张汤,西汉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地区)人,具体出生年份不祥,约为汉景帝中期,是典型的法家式官僚子弟出身。现代心理学理论认为,人幼年的生活环境对其一生成长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潜意识中的刺激通常于悄无声息之中深刻地改变性格,而性格在某种程度上就决定着命运。中国民间谚语也有“三岁看小,五岁看老”。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里记有这样一件发生在张汤幼年时的小事,其中反映出的诸多信息将会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张汤及以其为代表的酷吏群体的心态。 “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鼠盗肉,父怒,笞汤。汤掘熏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鞠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父见之,视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 〔2〕 以职业风格治家的张父因老鼠偷肉一事大发脾气,用竹板、荆条“笞”汤,体罚儿子。请注意,笞刑是古代中国常见的正规刑罚之一。〔3〕受了委屈而又倔强的小张汤掘地三尺捕获盗鼠后,并非出口恶气一杀了之,而是一本正经地自设公堂,传布文书,刑讯定罪,最后宣读判决,将老鼠处以极刑,磔(肢解暴尸)于堂下。再请注意,磔刑是远古残酷周刑之一,即今人俗语“五马分尸”。〔4〕担任公职多年的父亲见证情景,也得“大惊”,从此发现了张汤的天赋,让他助理代案,专写司法文书。(关于汉代诉讼审判制度,文献记载不多,主要描述就在《酷吏列传》及张汤审鼠这一段。)〔5〕通过对上述事件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家庭环境的影响、张汤自身的兴趣和才能以及其父对他的专业培训,都使他非常适合担任“刀笔吏”职务,从事司法工作,这与他后来能位列三公、成为御史大夫关系极大;其次,张汤小小年纪性格中残忍冷血的一面已初显端倪,具有强烈的暴力倾向,其后更是愈演愈烈直至成为一代酷吏,“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6〕但同时也为其一生最终的悲惨结局埋下了伏笔。 三 从小县吏到御史大夫 张父死后,张汤顶班当了多年长安吏。他的政治发迹,先是因为救助过周阳侯田胜,而被引见朝中贵族,在当时名酷吏宁成手下任职。接着攀交上田胜之兄丞相田蚡,遂被推荐给汉武帝,提升为御史。张汤仕途上的崭露头角始于公元前135年的陈皇后巫蛊案。皇后陈阿娇(成语“金屋藏娇”的女主角)为与美人卫子夫争宠,召集巫婆于后宫施法念咒。武帝下令严查此事。张汤借机发挥酷吏本色,网罗无辜。“汤深竟党与,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楚服枭首于市”,〔7〕被牵连者达上千人。既而陈阿娇被废,卫子夫新立为后。因办案有功,张汤升职为太中大夫,从此为武帝所赏识一路青云直上。 太中大夫任上,张汤与私交甚好的酷吏赵禹(成语“一意孤行”的主角)合作,根据武帝政治的现实需要,共同制订修改各种国家律令。其主要作为有:恢复汉初废除的连坐法、族诛法、妖言诽谤罪等严刑峻法;作见知故纵之法,即官吏获知犯罪行为后必须举告,对应判刑的罪犯必须严格执行,对当地动乱必须严厉镇压,否则以重罪论处;编《越宫律》二十七篇(今佚)。关于宫廷警卫制度,是汉律六十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律令的共同特点是“务在深文,拘守职之吏”,〔8〕即务必使法令严峻细密,对任职官吏尤为严格。这使得文景盛世以来宽厚立法的趋势被逆转,汉法的发展从此严酷苛密化。 此时,武帝为加强封建大一统,罢百家尊儒术,推崇董仲舒的新儒家学说。张汤恰时投机,一边上书请求选派儒家博士为廷尉史,辅助自己办案,一边多次就朝堂重大案件代表天子及官方前去咨询已还乡退隐的董仲舒,以其意见为重要的审判依据。从此狱吏断案,多应朝廷旨意,附会古人之义,言必六经“公羊”,史称为“春秋决狱”,这既促进了法律儒家经典化的过程,也是两汉经学化的开始。 公元前123年,淮南王刘安(古籍《淮南子》的编著者,成语“鸡犬升天”的主角)、衡山王刘赐谋反,事败自刭。廷尉张汤主审这场政治大案,揣摩武帝心意,乘机铲除宿怨,穷追狠治大显身手,“凡淮南、衡山二狱,所连引列侯、二千石、豪杰等,死者数万人”。〔9〕张汤遂于次年,即武帝元狩二年,加官进爵,功成名就,开始了他人生中最辉煌的七年御史大夫生涯。 张汤的飞黄腾达,首要原因在于他成功前谦卑待人、广交朋友、编织关系网,打下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史记•酷吏列传》上说“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已心内虽不合,然阳浮慕之”。虽然有意见,但是表面还要做足功夫,营造氛围,对富豪高官们仰慕推崇,毕恭毕敬,“与长安富贾交私,收交天下名士大夫……至于大吏,内行修也;送请诸公,不避寒暑”。于是“虽用法深意不专平,然得此声誉”,尽管问题不小,却被权贵褒奖,获得良好名声。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张汤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张汤的一言一行从武帝角度看去,无不是唯皇命是从,绝对效忠,绝无任何私心,武帝自然认为他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理所当然的重用他,赋于他大权。而事实上却是“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与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治狱所排大臣自为功”。也就是说,张汤断案大多是遇上武帝讨厌的,就落井下石加重刑罚;遇上武帝喜欢的,就寻找借口法外开恩;遇上武帝不关心而与自己有隙的,就毫不留情一审到底,以排挤仇家为政绩,在维护皇权的幌子下最大程度的扩张己欲。“虽文致法,上财察,于是往往释汤所言”,名义上万事由皇帝一人裁决,其实最终决策权却完全被张汤个人意志所引导。值得注意的是,张汤的成功所依靠这两个因素也正是他失败的原因。 位列三公后的张汤自恃有皇帝宠信,多行分外之职,权势远超丞相,天下之事皆由其决之。他在朝堂上高谈阔论国家大政常至日暮,武帝忘而废食迟不退朝,众臣皆不得归;因病不能上朝时,武帝竟御驾专程前往张府看望,隆贵到如此地步。汉匈间长年间大规模的战争导致国库空虚,民不聊生。为解决财政危机,武帝令张汤主管经济改革,策划国家与百姓争利,负责制造白金货币和五铢钱,实施盐铁用品专卖法案,到处张贴缉拿令,严刑打击豪强富贾,酷法压迫平民弱势,〔10〕全国被搞的通货膨胀,骚动不堪。 而就在这个时候,经武帝默许,张汤又亲手制造了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和法制史上最为严重的冤狱之一——腹诽案。以廉直闻名,任九卿之一的大农令颜异因对张汤以一张白鹿皮置换四十万钱的经济法案持有异议,得罪了汉武帝。主持变革大计、善察政治风向的张汤与颜异有旧怨,便借口颜异曾在下属批评朝政时“不应,微反唇”(无语,只动了下嘴皮),上告其“不入言而腹诽,论死”(没说话但在心里诽谤,应该处以死刑)。〔11〕武帝批准,颜异即被处死。腹诽案可以说是千古奇冤,竟纯以猜度主观判定政治犯,这个恶劣的先例比南宋岳飞“莫许有”、明于谦“意欲罪”在时间上还早了上千年。其造成的直接恶果就是皇权专制势力滔天,官民人人处于恐怖之中,“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而公卿大多谄良取容矣”,腹诽被公然地搞成了能类推的罪名,众臣也得谄颜保身附和。至于改革大计,为政时不听众议不思后果,打击伤害面太广,必然造成对社会的严重损害。“自造白金、五铢钱后,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犯者众,吏不能尽诛”,以致民怨沸腾,怨声载道,“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汤”。〔12〕到了这个万夫所指的地步,可控制的经济危机已被人为恶化成了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如同不义的辉煌总逃不过惨淡的收场,张汤的飞黄腾达也快到尽头了。 四 四面楚歌无路可走 张汤的失败,最致命的原因在于他的两面性格,为法过酷,结怨太多,最后被武帝抛弃。公元前115年,武帝元鼎二年,由于盐铁收归中央政府独占,极大损害了同姓诸侯国的利益,再加上以前的个人恩怨,赵王刘彭祖率先指控张汤与其下属鲁谒居合谋诡计危害国家。鲁谒居是张汤的心腹手下,曾故意炮制冤案以陷害张汤的旧怨御史李文。鲁谒居因赵王上告被关入狱中不久病死。被连累的鲁谒居的弟弟认为张汤见死不救,于是在牢里揭露了其兄与张汤违法挟私寻仇的黑幕。武帝特命廷尉减宣调查李文案,而同为酷吏的减宣恰也是张汤的老对头,欲借此案置张汤于死地,便私下秘密行动罗织大罪。正在这危机时刻,有贼偷盗了汉文帝陵园的下葬钱,依惯例,丞相庄青翟与张汤相约一同向武帝谢罪。张汤临时变卦,单方面推卸责任,准备先弹劾庄青翟,将罪名全归于丞相。而丞相府的三位长吏朱买臣(成语“覆水难收”的主角)、王朝、边通也都与张汤结有深怨,三人得知张汤计划后,一起联名先发制人,替丞相声辩无罪的同时,告发了张汤平日的种种非法行径,将前后数件事一一联系。武帝暴怒,认定张汤内心险诈一惯欺君,便不由分说,派使者带着罪名簿以八项大罪痛责张汤。 “天子果以汤怀诈面欺,使使八辈簿责汤。汤具自道无此,不服。於是上使赵禹责汤。禹至,让汤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簿为?”汤乃为书谢曰:“汤无尺寸功,起刀笔吏,陛下幸致为三公,无以塞责。然谋陷汤罪者,三长史也。”遂自杀。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昆弟诸子欲厚葬汤,汤母曰:“汤为天子大臣,被污恶言而死,何厚葬乎!”载以牛车,有棺无椁。天子闻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尽案诛三长史。丞相青翟自杀。上惜汤。稍迁其子安世。”〔13〕 武帝还派出当年与张汤情同兄弟的酷吏赵禹来质问他。〔14〕张汤见了好友,自以为事情终有转机,正准备长篇解释,却被赵禹当头痛斥:“今天你觉得自己冤枉了,当年被你杀的那么多人就不冤枉吗?现在别人告你都是有真凭实据的,皇上关你到牢里,就是希望你自我了断,为什么还要争辩呢?”(这与成语“请君入瓮”有神似之处)这么一折腾,张汤终于清醒了,回想自己昔日所作所为,再以自己对武帝的了解,尽管不甘心,但是非死不可了。在诸侯、部属、酷吏、同僚上下内外四面八方的夹击下,皇帝也抛弃了他。张汤自杀了,面对下葬事宜,张母之所以正气懔然地说了些我们不能理解的怪话,我想大概是因为在她眼中儿子一贯是清廉正气尽心为公的吧。 实际上,张汤之死是政治斗争的残酷结果,是作法自弊罪有应得的下场,是古语“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再印证,谈不上什么恶言诬陷。首先,张汤大权在握后,翻脸无情、广结仇怨,致使众臣群起围攻,再无人为其说话,失去了以前牢固的官场基础。丞相府的三长史朱买臣等人都是平民文士出身,曾位居张汤之上,“而汤为小吏,跪伏使买臣等前”。等到他们获罪降职后,风水轮流转,“(朱买臣)见汤,汤坐床上……汤数行丞相事,知此三长吏素贵,常凌折之”,冤家对头间已是易结不易解了。其次,怀着“何世患无才?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15〕的人才工具论的汉武帝,为人喜怒无常,随心所欲,做事治国常不计后果,一旦反悔便大走极端。在对待张汤案时,先是毫不留情,不容解释,一心治其死罪。等到终于如愿了,突然听闻张汤家贫薄葬,就立刻掉转方向,一口气又杀了三长吏,逼死丞相庄青翟,金口赞许了张母,再提升张汤之子张安世的官职,就算是拨乱反正给张汤正式平反了。孰不知这很可能是一场政治案件还没弄清,紧接着又制造了另一场也说不清的冤假错案。以武帝一贯的政治言行和后来的历史观之,他对张汤有保留的“信任”与所谓的“惋惜”,在关键时刻是不可靠的,一旦遭遇其他重大政治斗争,必要时还会弃之为牺牲品。 《史记•平淮书》载“是岁也,张汤死而民不思”,张汤本来也就没为民众做过多少有益之事,留给平民百姓的恐怕只有严刑峻法带来的肉体与心灵上永远的伤痛。他所做过的违法乱纪的罪行,只怕依他自己制订的汉律也是要严惩不怠祸及全族的。整个事件里最值得称赞之处在于,张汤虽然全公费开支,但从政数十年,一度掌控全国财政大权,却能不贪污索贿,以至家中清贫如许,真是难能可贵,在这一点上足为廉洁表率,或许这就是张母内心深处儿子正直形象的来源。 纵观这场高层大内斗,真可说几乎无对错之分,朝中各臣在揣摩皇帝心意互相倾轧的同时,都在不同程度地徇私枉法。在张汤一心陷害别人时,别人也在相机报复,一有机会,双方就借机发挥大肆发难,一场新的政治大风暴又凭空从天而降。其结果却不仅是葬送了自己的性命,还连累无辜他人,殃及下层百姓。这既是封建政治的黑暗无情,也是皇权制度下的丑恶与无奈。 五 张汤与武帝的历史教训 张汤死后,武帝继续重用酷吏治国,《史记•酷吏列传》所载十一名酷吏,竟有九位都是武帝时的,义纵、王温舒、减宣、杜周等人相继担任廷尉、御史大夫等职,搞得冤狱遍天下,民变起八方,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国家处于一片腥风血雨中。《汉书•刑法志》记“(张汤死)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网寝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章,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司马迁也评论说,张汤虽“深刻”,然相比之下“其治尚宽,辅法而行”,还能“知阴阳,人主与俱上下,时数辩当否,国家赖其便”。“自张汤死后,网密,多诋严,官事浸以耗废,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赡,何暇论绳墨之外乎!”上有所好,下必甚矣,酷政蔚然成风,酷吏盈满天下,而张汤的继任者们只会一无是处祸国殃民,“何足数哉!何足数哉!”〔16〕张汤一生以悲剧告终,这是武帝统治下他的必然命运。汉武帝刘彻是一个雄才伟略却也好大喜功、黩武嗜杀的封建帝王。他在位五十年间,开疆拓土建立不朽功业、确建中国三千年“秦皇汉武政治架构”的同时,随意发动战争,任意制造大规模冤案,严刑酷法维护统治,挥霍了其祖父与父亲“文景之治”四十年多来的社会财富,导致国家动荡不安,人民饱受苦难,“海内虚耗,户口减半”,〔17〕全国人口减少一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总结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18〕武帝时共十三位丞相,不得善终者九位。至到最后“巫蛊”案刚愎自用听信谗言,逼死皇后(卫子夫)、太子、皇孙,才痛然恍悟,察觉自己于国于民为祸甚大,晚年“轮台思子悔过”下罪已诏,决定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任用贤良,以赎己罪。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暴君必然制造酷吏,二者互相利用互为依靠。酷吏在争宠内斗的同时,又提携互助共同营造暴政;不酷者反而被异化为官场公敌难以作为。仅以张汤为例,他师出酷吏宁成,与酷吏赵禹交好,最终也被酷吏减宣围攻。而酷吏尹齐、杜周、王温舒都曾先后为张汤属下。张汤对他们甚为欣赏,多次称赞尹齐“廉武”,数次进言杜周“无害”,〔19〕大力提拔王温舒。三人由此官至御史,在张汤死后倍受重用,“青出于蓝而甚于蓝”,施政残暴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可说是惹得人神共愤,当然也都如张汤般咎由自取,难逃政治牺牲品的悲惨下场。 在酷吏大量培养酷吏的同时,循吏与酷吏间斗争也一直未停止过。匈奴曾来请求和亲,儒生博士狄山反战主和,斥责张汤等酷吏“诈忠”,结果被武帝公然借匈奴人之手杀掉,“自是以后,群臣震摄,无敢忤汤者”。〔20〕唯一敢当面反对张汤批评武帝的只有大臣汲黯(成语“后来居上”的主角)。汲黯为人刚正,言行磊落,曾被武帝誉为“古之社稷之臣”。张汤初任廷尉时,汲黯就认定其必为祸及天下,多次在皇帝面前痛斥张汤,经常与张汤在朝堂上争论国家大事。张汤辩论注重咬文嚼字,于细微处反复纠缠;汲黯尽管义正言辞,坚守原则,但也无法驳倒对方。张汤为此“深心疾黯,欲诛之以事”, 武帝也厌烦汲黯逼迫其外调异地。汲黯临走前,对大行李息忠言直告: “黯弃居郡,不得与朝廷议也。然御史大夫张汤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务巧佞之语,辩数之辞,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好兴事,舞文法,内怀诈以御主心,外挟贼吏以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与之俱受其僇矣。”〔21〕 事实证明,汲黯这段话政治预见性极强,对张汤及酷吏群体的分析深刻到位。可李息“畏汤,终不敢言。后张汤果败”。事后逐渐认清张汤真面目的武帝听闻此言,认为张汤之所以横行,正是李息这类人懦弱纵容,“抵息罪”,将李息严惩,又提升了汲黯的官职,作为表彰。 值得一提的是,酷吏赵禹在张汤死后,一改以往“酷急”作风,晚年“治加缓,而名为平”,在一片酷吏的杀罚声中反而有了“据法守正”的好名誉,也得享天年终老于故土。〔22〕而张汤之子张安世为官也与其父迥异,昭宣二朝位居重臣,却明哲谨慎,施政宽厚,多与人善,生活方面是家传的廉洁简朴,封侯加爵家资万贯,依旧是身着夫人亲自为其纺织的衣衫(也有史家评论其有世故作秀的嫌疑)。最终“安世子孙相继,自宣、元以来为侍中、中常侍、诸曹散骑、列校尉者凡十余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张氏,亲近宠贵,比于外戚”〔23〕,发展为显赫非凡的名门世家。我想这其实都是前车之鉴,血与历史的教训吧。而张氏一家数代从事法吏工作,则是中国古代律学家族世袭化的开始。 《史记•酷吏列传》开篇引孔子语“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史记•循吏列传》前言也说“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我们知道,反暴政颂仁义是《史记》的核心指导思想,《循吏列传》正是作为《酷吏列传》的对比面而出现的。西汉酷吏集现代公安、检察、法院三大国家机构职能于一身,权力直出最高统治者,几乎不受任何制约。酷吏在治乱的过程中打击豪强盗贼,发挥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其本质决定作为封建皇权的私人统治工具,对国家社会终究是弊大于利的。一味偏私以刑治民的古代法家学说是存在重大缺陷的,须知绝对的权力只会导致绝对的腐化,这是人性与生俱来的弱点。治国之道应当同时加强道德建设与法制完善,善法面前不分阶层人人平等,才能顺利创建出和谐社会,而这也就是现代法治远胜于人治的地方。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张汤时代的历史值得我们后人沉思之处太多了。 附录:新闻《西安南郊发现西汉名臣张汤墓》〔24〕 出处:西安晚报 时间:2004-1-6 西安市考古工作者最近在长安区发现一处汉代墓葬,其中出土的青铜信印确切地证明了墓主就是西汉名臣张汤。这是我市对《汉书》上有明确记载的名人墓的首次发现和发掘。该墓是在长安区郭杜一带西北政法学院新校区的基建工地被发现的。墓为长斜坡墓道土洞式,坐东朝西,平面大致呈“甲”字形,墓道后连接甬道、墓室。此墓虽已经盗扰,但出土了特点较为明显的西汉中期星云纹铜镜和武帝五铢钱等文物。最为珍罕的是,出土物中有2枚精致的双面穿带印,一枚印文为“张汤臣汤”,一枚为“张君信印”,印面径为1.8厘米,即古之所说“方寸之印”。此两印的出土表明墓主应为张汤,结合出土器物和墓葬 形制考古者推断此墓葬时代为西汉中期武帝之时。张汤为西汉武帝时期名臣,《汉书》记载其起于书吏,曾为长安吏、茂陵尉、侍御史,后迁升御史大夫,位至三公。他为长安杜陵人,少儿时即以司法程序审讯偷食的老鼠而出名,长成后升任重臣,办案治狱干练,上疏进谏得力,曾得汉皇宠信,最终受诬陷自杀而死。西汉杜陵所辖范围包括今长安区,即今张汤墓葬在西汉杜陵范围内,此墓的发现与西汉御史大夫张汤墓的古籍地望相符。同时此墓中棺木痕迹表现为一棺葬,与《汉书•张汤传》中“载以牛车,有棺而无椁”的记载相吻。墓中随葬物品多为日常生活的小器件,不见汉墓常见的陶器和其他贵重器物,也与《汉书》中“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它赢”、“何厚葬之”的记载相同。市文物局孙福喜等人综合上述分析,断定此墓就是西汉张汤墓。这一发现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汉书》记载的正确性。史载张汤死于汉武帝元鼎二年,故其墓葬时代也应为元鼎二年左右。准确的墓葬年代的确定,为以往靠器物组合断定相对年代的汉墓分期断代,也为关中地区汉墓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精确的标尺。 (责任编辑:李孟洁) -------------------------------------------------------------------------------- * 西北政法学院法学一系二OO三级十三班本科生。 〔1〕参见武树臣:《中国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8、202、224页。笔者于此处综合概论之。 〔2〕《史记•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 〔3〕参见张晋藩:《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页。 〔4〕同上,第38页。 〔5〕同上,第110页。 〔6〕《史记•卷一百二十•汲郑列传》:“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果然。必汤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矣!” 〔7〕《资治通鉴•汉纪•世宗孝武皇帝》。 〔8〕同注〔3〕,第101页。 〔9〕同注〔2〕。 〔10〕同注〔1〕,第25、198页。 〔11〕同注〔7〕。 〔12〕同注〔2〕。 〔13〕同注〔11〕。 〔14〕同注〔2〕,“两人交欢,而兄事禹”。 〔15〕同注〔2〕,“赵王怨之,并上书告:汤,大臣也,史谒居有病,汤至为摩足,疑与为大奸”。汉代男色之风盛行,此处或暗示同性恋。 〔16〕同注〔2〕。 〔17〕 《汉书•卷七•昭帝纪》。 〔18〕同注〔10〕。 〔19〕同注〔2〕。 〔20〕同注〔13〕。 〔21〕同注〔6〕。 〔22〕同注〔2〕。 〔23〕 《汉书•卷五十九•张汤传》。



    请介绍一下曾国藩!

    曾国藩(1811--187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从湖南双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入京赴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紧接着创见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一)少年得志仕途亨通曾国藩,字伯函,号涤生。1811年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井字镇荷叶塘的一个豪门地主家庭。祖辈以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满腹经纶,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辈的爱抚,他们望子成龙心切,便早早地对曾国藩进行封建伦理教育了。曾国藩6岁时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并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俱佳列为优等,可见他自幼天资聪明,勤奋好学。至1832年他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踏上了人生的一大台阶。曾国藩刚28岁便考中了进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的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力门生。在京十多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直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暑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就是沿着这封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从文才上看,曾国藩的仕途畅通是与他好学有关,他学习孜孜不倦,苦读日夜不息,尤其在京参加朝考进入庶常馆学习后,“日以读书为业”。勤于求救,不耻下问,博览历史,重视理学,还读了大量的诗词古文,才华横溢,满腹经纶。官吏中如此勤奋好学者实不多见。由于他博览群书,涉猎文献,故在政治上有自己的独特观点:如要统治者“内圣外王”,要自如地运用儒法思想治理天下。他推崇程朱理学,认为程朱理学正统于孔孟之道,后君臣应以习之。尤其他曾主张或奏明皇上,提出治理天下之办法,涉及吏治与廉洁,选材与用材,物质与财用,兵力与兵法等。他应诏陈述政治主张说:“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人才不乏,欲作用而激扬之,则赖皇上之妙用,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臣观今日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肯振作起来,将一遇困难,国家必有乏才之患。”要想使官员振作起来,又须皇上以身作则。他从理论乃至实践上都极力标榜封建伦理道德,来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从武将上说,他本不具备先决条件,然而正是由于他的步步青云,得到了皇上与同僚们的青睐,他感皇恩,谢皇意,甘为保主子尽心尽力,表现在为建湘军呕心呖血,精心操劳练出了一支战斗力赛过绿营的正规军,为镇压太平天国立下了赫赫战功,为清王朝西拼东杀,征战毕生,直至卒死在两江总督的宝座上。二) 曾国藩之思想学术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在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庠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已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已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治学论道之经》曾国藩是清末著名换理学大师,学术造诣极深。他说:“盖真能读书者,良亦贵乎强有力也”,要有“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的精神。写字或阳刚之美,“着力而取险劲之势”;或阴柔之美,“着力而得自然之味”。文章写作,需在气势上下功夫,“气能挟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灰”。要注意详略得当,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而“知位置者先后,翦裁之繁简”,又“为文家第一要也”。为文贵在自辟蹊径,“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持家教子之术》著名历史学家钟书河先生说过,曾国藩教子成功是一个事实。无法抹杀,也无须抹杀。曾国藩认为持家教子主要应注意以下十事:一、勤理家事,严明家规。二、尽孝悌,除骄逸。三、“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四、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五、联姻“不必定富室名门”。六、家事忌奢华,尚俭。七、治家八字:考、宝、早、扫、书、疏、鱼、猪。八、亲戚交往宜重情轻物。九、不可厌倦家常琐事。十、择良师以求教。《疆场竞斗之计》曾国藩以编练湘军起家,书生治国,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其军事思想内涵极丰,确有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扣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治军以严明军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选 择有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实识,四曰营务整齐”。曾国藩军事思想中最丰富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如“用兵动如脱兔。静如处女”,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后翦枝叶”等等。《处世交友之道》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集思广议,兼听而不失聪。“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处世方面,曾国藩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为人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已出,名不必自已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交友之道。《修身养性之诀》曾国藩总结了修身十二款: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亡不能、作字、夜不出门。他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人则人悦,思诚则神钦”。曾国藩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笃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曾国藩认为:“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贫,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前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 最为要紧,养病须知调卫之道。褒贬不一“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正如辛亥革命中的怪杰章炳麟对曾国藩的评价一样,近百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以致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处咎清议”,甚至有四面楚歌之虑。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遗臭万年的汉奸,建国后的史学界对他更是一骂到底,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精神偶像、汉奸、卖国贼、杀人不眨眼换刽子手等等,予以全面否定。历史是各种复杂因素的有机组合体,历史从物也是如此,对复杂的历史人物予以简单、片面的肯定或否定,都是不客观的,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的要求。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曾国藩的研究逐步深入,对他的评价也相对客观。随着有关曾国藩的小说和传奇故事的出版,越来越多的人对其产生兴趣,他们希望能透过作家描述的人物形象更多的了解曾国藩的学识、见解和主张,更直接、更清晰、更深入地窥见他的内心世界。三)轶事点滴毛泽东“独服曾文正”之谜毛泽东年青时,曾对曾国藩倾服备至,现藏韶山纪念馆的光绪年间版《曾国藩家书》中,数卷扉页上都有毛手书的“咏之珍藏”。他曾说:曾国藩建立的功业和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认为曾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方有”,是国学的入门书。曾国藩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毛一生很注意这点。曾“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毛建立红军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蒋介石推崇曾国藩之谜蒋多次告诫他的子弟僚属:“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版及书礼”,“曾文正家书及书礼......,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他审订《曾胡治兵语录注释》时说:曾氏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在黄浦军校,他以曾国藩的《爱民歌》训导学生。他说我认为曾、左能打败洪、杨是他们的道德学问、精神与信心胜过敌人。“誉之为圣相,谳之为元凶”之谜曾国藩曾被人推许为孔子、朱子以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圣哲;建树功业、转移运世的伟人贤者,清朝咸同中兴第一名臣。然而,也有人骂他是民贼、元凶、汉奸、民族罪人、擅权滥杀的“曾剃头”、好名失德的“伪君子”。《曾国藩家书》影响历史不衰之谜太平天国失败后,清廷对权重势大的曾国藩极度猜忌,曾为表明心迹,做出了有违个人性格的事刊印《家书》。违朝廷大禁纳妾之谜五十一岁时,咸丰帝大丧期间,秘娶小妾,“违制失德”,故有人斥其为“伪君子”。终生以“拙诚”“坚忍”行事曾国藩“貌之过人者,眼作三角形,常如欲睡,身材仅中人,行步则极厚重,言语迟缓。”“一生爱钱”之谜三十岁时,作一件青缎马褂,遇庆贺及新年时穿一次,三十年后,衣犹如新。在南京总督府任内,要求夫人和儿媳们,每晚要绩麻纺纱,下厨作饭。四)大事年表1811年(嘉庆16年)11月26日(农历10月11日)生于湖南省双峰县荷叶乡天平村, 乳名宽一。1815年(嘉庆20年)5岁在家识字读书。一年后入家塾“利见斋”。1826年(道光6年)16岁春,应长沙府试(童子试),名列第七。1830年(道光10年)20岁就读于衡阳唐氏宗祠,师从汪觉庵。一年后转入湘乡涟 滨书院。改号涤生。1833年(道光13年)23岁秋,参加湘乡县试,考取秀才。1834年(道光14年)24岁春,入岳麓书院。秋,参加乡试中第三十六名举人。冬,入京准备会试,途径长沙,始与刘蓉相交。1835年(道光15年)25岁4月,会试落第,留京寓长沙会馆读书。1836年 (道光16年)26岁春,恩科会试再次不第,出京返家。至长沙,与刘容、郭嵩焘在湘乡会馆相聚两个月。1838年(道光18年)28岁会试中第三十八名贡士。试后改名国藩。殿试取在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列第一等第三名,道光帝拔置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年底乞假返家。1839年(道光19年)29岁夏,出衡阳,谒杜工部祠、石鼓书院。秋,出邵阳,察访武岗、新化、兰田、永丰。12月,子纪泽生,离家起程赴京。本年 起始作日记,持之以恒,至终不辍。1840年(道光20年)30岁5月,庶吉士散馆,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7月,得病,经欧阳兆熊、吴廷栋治疗、护理,两月始愈,三人遂成好友。1841年(道光21年)31岁8月,偕倭仁往谒理学大师唐鉴,请教治学之方,检身之要。“考德问业”,“为义理所熏蒸”。11月,任国史馆协修,遍鉴前史,辨具得失。是年,喜读胡林翼赠送的《陶文毅公文集》。写作《里胥》,直道民间疾苦,鞭笞腐败更治。1842年(道光22年)32岁致力程朱之学,每日必做日课:早起、主敬、静坐、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 不出门。1843年(道光23年)33岁4月,升任翰林院侍讲。7月,钦命为乡试(四川)正考官。12月,充文渊阁校理。8月,补授翰林院侍讲。1844年(道光24年)34岁8月,郭嵩焘引江忠源来见,结为师生。派充翰林院教习庶 吉士。1845年(道光25年)35岁10月,升翰林院侍讲学士。李鸿章入京会试,以年家子投其 门下受业。1846年(道光26年)36岁1月,充文渊阁直阁事。自书其书舍曰:“求阙斋”。夏秋间,养病城南报国寺,与同寓刘传莹就汉学、宋学深入研讨,知学须返本务要,“执两用中”。1847年(道光27年)37岁7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街。11月,钦派武会试正 总裁,殿试读卷大臣。1848年(道光28年)38岁3月,子纪鸿生。10月,辑录古今名臣大儒言论,按修身、齐家、治国三门分三十二目辑成《曾氏家训》。1849年(道光29年)39岁2月,升授礼部右侍郎。9月,署兵部右侍郎。1850年(道光30年)40岁4月,上《应诏陈言疏》,直揭官场“委靡因循”、官吏“畏葸”“柔靡”。“今日所当讲者,惟在用人一端耳”。7月,兼署部左侍郎。1851年(咸丰元年)41岁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组织起义。5月,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咸丰帝“怒掷其折于地”欲罪之。1852年(咸丰2年)42岁1月,上《备陈民间疾苦疏》。7月,任江西乡试正考官。行抵安微太湖县小池驿,得母讣闻,回籍奔丧。10月初抵家。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9月攻长沙,10月取决岳州。1853年(咸丰3年)43岁1月21日,接帮办湖南团练旨。经郭嵩焘力劝出保桑梓。30日,抵长沙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商办团练。3月19日,太平军攻占江宁,定都为天京。9月,奏准移驻衡州练兵。11月,建衡州船厂赶造战船。派人赴广东购买洋 炮,筹建水师。1854年(咸丰4年)44岁2月25日,奉命率师出征太平军。发布《讨粤匪檄》。命褚汝航为水师总统、塔齐布为陆军先锋,统率17000人,挥师北上。5月,兵败靖港,投水自裁获救。7月25日,重整水陆各军后,出师攻陷岳州。10月14日取武昌。咸丰帝令其部署理湖北巡抚。7天后收回成命。改赏兵部侍郎衔。12月2日攻陷田家镇。1855年(咸丰5年)45岁2月12日夜,石达开总攻湘军水营,烧毁湘军战船100余艘。曾国藩座船被俘,“文卷册牍俱失”。”公愤极,欲策马赴敌以死”,罗泽南、刘蓉力劝乃止。1856年(咸丰6年)46岁 7月,坐困南昌。9月2日,杨、洪内讧(天京事变)后,太平军元气大伤。10月,曾国藩在长募勇组建吉字营入援江西。1857年(咸丰7年)47岁2月27日,其父去世,偕第国华回籍奔丧。7月,两次上疏,请求在家终制,获咸丰帝准许。是年建“思云馆”。1858年(咸丰8年)48岁5月19日,李续宾、杨岳斌率水陆两军攻陷九江。第国华入李幕。7月13日,接上谕命其出办浙江军务,17日起程。8月5日,抵武昌。与胡林翼会商进兵、筹饷之策。11月15日,李续宾、曾国华死于三河之役。12月,作《爱民歌》以训湘军。1859年(咸丰9年)49岁1月,李鸿章来建昌进谒、留营襄办军务。是月,曾国葆改名贞干入湘军,为其兄国华报仇。2月,作《圣哲画像记》。11月,拟四路进兵之策,攻取安庆。1860年(咸丰10年)50岁5月,辑录《经史百家杂钞》26卷,“取精用宏”,“尽抡四部精要”。6月,左宗棠来营,留住两旬,商讨东南大局;奉命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7月,委授两江总都,并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10月18日与胡林翼、李续宾商筹北援之策。上疏请求带兵北上扫夷勤王、以“雪敷天之愤”。12月,祁门大营两度被困,太平军距大营仅20里,“危险万状”。1861年(咸丰11年)51岁8月23日,是《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9月5日,湘军攻陷安庆。25日,移住安庆。11月20日,奉旨督办四省(苏、皖、浙、赣)军务,其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12月,在安关刨办内军械所。年底,定三路军进军之策:“以围攻金陵属之国荃,而以浙事属左宗棠,苏事属李鸿章,于是东南肃清之局定矣。1862年(同治元年)52岁1月31日,奉旨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曾国荃补授浙江按察使。2月14日,左宗棠率军由江西入浙江。4月,李鸿章率军抵上海。5月,曾国荃率军进驻雨花台,会同彭玉麟的水师围攻天京。7月18日,为借兵助剿事再疏力陈利害:“岛人借助剿为图利之计......而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决不能让洋人以助剿来“蹂躏中国之土地”。9月,为死于战乱而未及安葬的桐城儒生方东树、戴钧衡6人立石修墓,妥为安葬。12月,其第曾国葆病死于雨花台湘军大营。年底,华衡芳与徐寿父子试制成中国第一台蒸气机,曾国藩见后,于当天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国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1863年(同治2年)53岁1月28日,安庆内军械所造出的我国第一条木壳小火轮,曾国藩登船试航后,喜而命名“黄鹄号”。5月7日,致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谓“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更授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逼处可怯之地”,反对购买要由海军上校指挥控制的船舰。6月13日,石达开兵败大渡河。9月,与容闳见面,商筹建立一个可以灾圃旎器的工厂。12月3日,交容闳68000两银赴美购买机器。1864年(同治3年)54岁1月,派李凤苞测量江浙外海各岛屿沙线。5月,江浙藏书遭兵动多有毁损,定刊书章程,即于安庆设书局,刊刻各种经史。6月3日,洪秀全病世天京,其长子继位。7月19日,湘军攻恰陷天京,太平军宣告失败。7月,曾国藩赏加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曾国荃赏太子少保、一等伯爵。8月15日,奏准裁撤湘军25000人。10月,行辕移驻安陵。11月,奏准停征厘舍、亩捐。12月,主持修复江南贡院,补行江南乡试,会考江南优贡。1865年(同治4年)55岁1月,选汉唐以来各臣奏疏17首,编《鸣原堂论文》。3月,主持修葺种山、尊经两书院。收养八百孤寒子弟,并从自已养廉银中捐款课奖。5月26日,接上谕:率军赴山东剿捻。6月,主持整理《王船山遣书》完稿,共320卷,交金陵书局出版。6月18日,北上剿捻之策:重镇设防,划河圈围,清野查圩,马队追踪。9月,经杨州、清江浦抵徐州。一路调兵布防堵围,沿途又张榜招员。10月,将金陵制造局上迁海虹口,和李鸿章原设的炮局及购自美国人的铁厂合并,再加容闳购回的百多部机器建成江南制造总局。12月,核定长江水师永远章程及营制营规。1866年(同治5年)56岁3月,由徐州赴济宁,沿途谒孟、孔、曾诸圣墓。9月24日,捻军突破防线,进入山东。连续2次请假,在营调营。10月,奏陈:剿捻无效,病难速痊,请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之缺。12月,回任两江总督。1867年(同治6年)57岁3月,在江南制造总局下设造船所试制船舰。同时拟设译书馆。5月,会同李鸿章将江南制造总局由虹口迁高昌庙,征地扩迁,规制大增。6月,补授体仁阁大学士。1868年(同治7年)58岁4月,奉上谕改授为武英殿大学士。5月31日,至上海视察江南制造成总局。8月,奉命调任直隶总督。9月,江南造船厂试制的第一艘轮船驶至江宁,曾登船试航,取名“恬吉”。12月,抵京师,陛见那拉氏与同治皇帝。1869年(同治8年)59岁2月27日,奏陈直隶应办事宜,以练兵、饬吏、治河为至要。6月,奏请按湘军制改造直隶练军。8月,作《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提出儒学有义理、考据、经济、辞章四科,唯义理为治学根本。12月,奏陈:“直隶清理积狱......计审结并注销之案四万一千余起,多作尘牍,为之一清。”1870年(同治9年)60岁4月,肝病日重,右目完全失明。奏准病假一月。5月续假一月。6月,天津教案发生, 奉命前往处理。7月11日,抵津。出令放告,要求津民据实检举揭发。23日,法国公使罗叔亚来见,要求杀天津道员、知府、知县为法领事抵命,并以战争相威胁,曾国藩严词拒绝。24日,奏陈:挖眼剖心,全无实据;津民生愤,事出有因。”8月,奏陈:本案凶犯已拿获九名,惟罗叔亚意欲“三员议抵”,断难允求。府、县本无大过送交刑部已属情轻法重。9月,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曾国藩调任两任总督,李鸿章调补直隶总督。10月17日,起程南下。11月3日,六十大寿,御赐“勋高柱石”匾额。24日,作家训日课四条:一曰慎读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说,四曰习劳则神钦。1871年(同治10年)61岁8月19日,挈李鸿章联衔会奏《拟选子第出洋学艺折》。9月,视察水陆各营防务、训练情况。11月抵上海,23日在沪设宴庆祝61岁生日。1872年(同治11年)62岁2月27日,领衔上奏:促请对“派遗留学生一事”尽快落实。并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推荐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管理。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荐举刘翰清“总理沪局选送事宜”。3月1日,时发脚麻之症,舌蹇不能语。3月12日,午后散步署西花圃,突发脚麻,曾纪泽扶掖回书房,端坐三刻逝世。是月,清廷闻讣,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文正。6月25日,灵柩运抵长沙。7月19日,葬于长沙南门外之金盆岭。次年12月13日,改葬于善